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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醫改的攻堅之年
日期: 2016年05月27日 20:00觀看次數: 1912

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郁建興

    “十三五”時期是“新醫改”的決勝階段,也是實現“2020年基本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目標的關鍵五年。

    “新醫改”啟動至今已逾七年,七年間,為尋找“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的中國式解決方案”,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國家投入了大量公共財政,付出了巨大改革努力,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階段性成就,特別是在“十二五”規劃收官的2015年,國家比較密集地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如提出推進以“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為目標的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和實施醫保支付標準,推進合理有序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簡化社會辦醫行政審批、取消醫保“兩定”資格審查,等等。這些新的方向與重點為整個“十三五”規劃期間的醫改勾勒出新的藍圖和框架。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新醫改”進入深水區拉開改革攻堅序幕之年。2016年的醫改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對新常態下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服務都具有積極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促進醫療保障的城鄉公平。通過“十二五”期間的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我國初步實現了醫療保險的全民覆蓋,但同時也呈現出制度碎片化、基金獨立運行、保障待遇有別、管理職責分割的總體特征,這既不符合大數法則的要求,也不符合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既不利于提高基金的抗風險能力,也不利于提高基金的管理效率。2016年,國家將加快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實現覆蓋范圍、籌資政策、保障待遇、醫保目錄、定點管理、基金管理等“六個統一”。通過建立制度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不僅有利于實現城鄉居民的衛生公平,也有利于提高基金運行的可持續性和醫療保障的待遇標準,更為未來全面實現“三保合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推進合理有序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緩解人民群眾“看病難”問題。“看病難”問題主要根源于優質資源供給總體不足、優質資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就醫秩序混亂三個方面。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就是通過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就醫新秩序,扭轉大醫院人滿為患、供不應求而社區、鄉鎮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卻門可羅雀、資源閑置的現狀,將“全國人民上協和”轉變為“使最有需要的患者能及時上協和”。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可以通過對不同級別醫療機構設置差異化的醫療服務價格與報銷比例,利用經濟杠桿引導分流患者就醫,但關鍵還是在于根據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功能分工使醫療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簡單來說,就是“大醫院要舍得放,基層要接得住,患者要愿意去”。分級診療的基礎在于形成“基層首診”就醫模式,使小病、普通病在基層得到解決,使醫院、大醫院回歸到大病、重病的救治上來。實現“基層首診”,前提是基層服務能力的提升以及患者對基層信任度的提升。

    第三,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實施醫保支付標準。“藥價虛高”是“看病貴”問題的重要表征,但其根本原因卻在于長期以來政府對藥品實施的行政定價。政府行政定價的結果是普通藥、常見藥的“藥價虛低”與新藥、進口藥的“藥價虛高”問題并存,前者造成了“低價救命藥”的供給短缺,后者推高了整體的藥價水分。2015年6月1日,國家取消了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提出建立由市場需求定價、“有升有降”的合理價格形成機制,稍后又提出結合醫保支付標準和集中采購來引導價格。2016年醫改重點之一就在于實施醫保支付標準,一般的做法就是由醫保統籌單位根據藥物一致性評估,采取“市場中位數法”,確定醫保支付標準。如某種通用名的藥品,市場中位價格為9元,醫保據此支付,一旦醫療機構采購和使用高于醫保支付價的藥品如10元,超出醫保的部分如由醫院支付,這樣將有利于遏制醫院開高價藥的沖動。不過,對于超出醫保部分是由醫院還是由患者還是由雙方共同分擔,尚未形成一致意見,這也成為人社部門在制定醫保支付標準辦法時需要重點解決的爭端之一。

    第四,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醫務人員薪酬制度,體現醫療服務的勞務價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適應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十八屆五中全會“十三五規劃建議”再次明確提出,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可以說,要在公立醫院“建立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運行新機制”,薪酬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長期以來,我國針對公立醫院醫務人員的薪酬標準管理采取了與一般性事業單位相同的政策,相對忽略了醫療衛生行業的特點,不能體現醫療衛生服務作為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復雜勞動的正當價值回報。只有合理提高醫務人員的薪酬水平,充分體現醫務人員勞務價值的市場回報,才是從根本上使醫生回歸“看病”角色、破除“以藥補醫”、防范誘導過度醫療的主要途徑。同時,也只有提高整體行業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從事醫療工作。比如,當前全國范圍內的“兒科醫生荒”,很大程度上就是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所導致的結果。提高醫務人員的薪酬水平,必須“破除低價醫療的迷思”,合理確定各類醫療服務的價格,徹底扭轉“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局面。

    第五,進一步優化社會辦醫環境,完善醫保定點的協議管理和過程監管。利用社會辦醫增加醫療資源供給,緩解供需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差異化、多層次的醫療服務需求,是“新醫改”的一項核心任務。長期以來,社會辦醫遭遇到了舉辦醫療機構準入與醫保定點資格的前置行政審批、優質人才的吸引與穩定困境、醫療領域人才流動不自由等方面的政策與環境制約。隨著國家正式取消醫保定點資格審查,社會辦醫迎來了更有利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帶來了社會辦醫政策從優化環境到加強監管的重心傾斜。一方面,需要逐步取消公立醫院人事的編制化管理,促進自由執業,以實現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需要加強醫保基金管理部門的協議管理與過程監管能力,以確保醫保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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